■文｜袁榭
在“老军医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小广告里，令职业医师束手但“老军医”施治如神的顽疾除了花柳病、皮肤病，就是痔疮。
痔疮和“老军医”联系在一起的意象，其实并不始于中国游医。它渊远流长，自上古的地中海东岸开始。
痔疮发病多，打仗输得早
医学史上严酷的现实是，痔疮和牙病、关节炎等痼疾一样，虽然一旦发作会让患者痛不欲生，但既不会传染也不会致死，医疗业界在治疗病患与开发疗法的度并不高。
要改变痔疮治疗投入不足的状况，要么人均收入与医疗技术有实质飞跃，要么就是患者的身份与众不同——军人与王族。其中原因不难理解，王室获得超额优待自不待言，而在人类古代战争史上，痔疮会以人所难测的方式影响作战效能。
在大规模清洁防疫机制不完善的古代，痔疮作为下痢常伴随的附发症，会使疾疫中的军队长久难以恢复完全战力。并且骑兵作为机枪发明前坦克的角色，一旦罹患痔疮，就无法长坐马上，对兵力配比大大不利。所以在不同时代里，治疗痔疮的先驱医师们要么是御医要么是军医。
世界上最早关于痔疮的文字记载与疗方，出自公元前17世纪的古埃及军医手册《艾德温·史密斯纸草书》。“检视患者肛门，若不论站坐，患者肛门都因腿动而抽痛，即须确诊敷药：金合欢树叶捣碎磨粉炒制，合油脂敷于患处。”
脱埃及之后的古犹太人在《圣经·旧约》中记载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痔疮爆发，流传至今。
《旧约·申命记》谴责古犹太人中的背神者：“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毒疮、痔疮、湿疹、皮疹打击你，你必无法医治。”《旧约·撒母耳记》中记载，菲利士人与盟邦们击败犹太人，夺走约柜后，“耶和华的手重重打击亚实突人，使他们恐慌，又打击亚实突和邻近地区，使境内的人都生了痔疮……约柜抬到迦特后，耶和华的手就打击迦特，使城里大乱。他攻击城里的人，无论大小都生了痔疮……没有死的人都受到打击，生了痔疮。”
《疾疫中的亚实突》
七个月后，为痔疮所苦的菲利士人们与犹太人媾和，送还约柜，“奉上五个金痔疮和五只金跳鼠……造痔疮像，又造毁坏大地的跳鼠的像，并且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上帝。”痔疮完成了三万以色列士兵不能完成的任务。
古代地中海东岸作为人类大规模聚居文明、大规模战争的发源地，史上最早发现痔疮实在理所当然，因为要通过经常伴随腹泻、痢血的这一系列病痛，人类才最早开始注意战场卫生。菲利士人的痔疮固然可以当成神话故事看待，但也可以有切实的解释：菲利士人因为防疫不严，罹患了下痢不止诱发痔疮的疫病。《圣经·旧约》中除了记载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痔疮爆发，也记载了人类史上第一份战地卫生条例，不是毫无来由的。
《圣经?申命记》记载了公元前13世纪古犹太人在战争中的秽物处理规范：“你出兵攻打敌人，要远离一切恶事。……你要在营外划定一个地方，你可以出去在那里方便。在你器械中当有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要用它挖洞，转身掩盖排泄物。”《圣经?民数记》中还有战斗后沾血或触及尸体者要在第三日和第七日清洁自己，战斗后灼烧金属制品、冲洗非金属制品、七日后洗衣回营的规范。
治痔疮曾是上等人的特权
在军人能够享受军医治痔疮的时代与地域，通常人力资源有价值、受重视，兵力来自于稍有地位的社会阶层，痔疮医术发展也快。如果征发兵力劳役难度降低，主治痔疮的就只剩御医，因为臣民贱如土芥，医疗资源自然要优先进奉给王室。
例如治痔疮的切除法、穿刺法、敷治法（即中医所称的“枯痔”法源头）、肛门牵引，是由生活在古典希腊共和城邦的希波克拉底首创。人类首例痔疮切除手术与术后并发症的全记载，是由生活在罗马共和制消逝未久的塞尔苏斯留下。
庞贝城出土的古罗马手术器械，中右为痔疮治疗器具
而从公元2-3世纪的盖伦开发“切除前敷治”法，直到公元13世纪，痔疮疗法的创新就开始减慢，保留痔疮治疗知识、在医书中留下记载的几乎全是御医：盖伦是罗马皇帝的御医，公元9-10世纪的拉兹、公元10世纪的哈里·阿巴斯是波斯宫廷的御医。
公元13世纪起，中世纪西欧的外科手术因骑士与战争的需要大幅发展，痔疮疗法同时得益，获得技术推动，治疗痔疮的名医不止御医们，也重新出现军医。虽然开发新术后复建法的西奥多里克·伯格诺尼是教皇英诺森四世的私人医师，但14世纪全欧洲治疗近肛囊肿、切除痔疮的头把好手是“阿尔德恩的约翰”，此君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百年战争中“黑太子”爱德华三世帐下头号大将的随军医官、英军中最出色的军医长。
“阿尔德恩的约翰”所著医书的片段
痔疮治疗的平民化
18、19世纪以来，痔疮给军队带来的影响，除了居高不下的疫病感染、创口恶化、战斗减员，还有更难预料的恶果。酒溶鸦片酊作为当时最常用的止痛药，是痔疮患者的身边常备。经常被麻得晕乎乎的军人，战场表现是没法指望的。
此中最典型的是美国内战中北军早期的总参谋长亨利·哈莱克将军，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并经常被诱发腹泻或便秘。为了抑制病情，哈莱克常年服用酒溶鸦片酊，结果虚弱得整天无法离椅。战场表现不佳的哈莱克被总统与司令施压，病情恶化，服用鸦片酊更多，结果更起不来……最后只有卷铺盖另就闲职，专心养病了。
美国内战中最衰弱的将军亨利·哈莱克
痔疮的影响如此恶劣，以至于当时美国的逃兵役者、骗恩饷者可以藉此打主意。美国内战时纽约州有体检医生以人均十美元的价格出售伪造的痔疮病历，并教逃兵役者少量敷用红汞伪装成便血的痔疮患者。骗伤残补助者也常用伪造的痔疮病历找老兵安置部门要钱。
18、19世纪以来，伴随共和政潮逐渐铺开、战争烈度逐渐增高、“公民-士兵”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欧美国家开始逐步将战地卫生机制列为正式军队体系构成，正规的军医编制、军医著作在当时的英、法、德、美等国纷纷出现。为了解决军人的苦疾，欧美的名医们在戎伍生涯中纷纷探索更高效安全的痔疮疗法，以求缓解痔疮的不良影响。
比如首次实施“粘膜悬置不完全切除术”的法国医生让·路易·皮提特，是两次亲历战场施治的巴黎军校军医长。将成熟的痔疮切除法与敷治法详细编列进近代第一本《手术操作手册》的医生塞缪尔·库伯，是滑铁卢战役中的一名英军军医。“老军医治痔疮”的传统一直在欧美持续到二战前，才被更专业的肛肠科医师完全取代。
靠外国技术支撑的中医治痔
自古以来，中国医学界对痔疮治疗效果一直不佳。尽管中医们吹嘘《黄帝内经》早就论述痔疮成因、唐代医书如何分别痔疮种类、宋代医书如何记载“枯痔”法，其实这些成就分别落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帝国八百至一千年左右。
宋以后中医盛行的“枯痔”法，无异于在患处敷上腐蚀性或刺激性重金属药物，加速痔疮自然腐烂。这种敷治法的安全性，比古埃及的龙脑类植物敷治、罗马帝国的蛎壳烧粉敷治要糟糕很多，而疗效并不更彰。
在西欧贵族痔疮治疗复健率相当高的16世纪，执通国权柄的张居正大学士自承被“枯痔”法医垮了自己身体，不得不下台养病：“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乞骸计矣。”
求安惜命的中国人只有两种比较稳健的治疗方法，一种是用食疗和祈祷修饰的放任不管。敦煌出土的唐至五代文献中《佛说痔病经》中提到多种痔疮病，有热痔、血痔、风痔等。经文称人们在得了痔疮病时身体消瘦，痛苦不堪。这些患者应该虔诚诵经，加以持咒，来解除痔病所带来的痛苦。
常被中医乐道的“苏东坡食疗治痔”，其实最终也归于撒手不管。苏轼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痔疮发作的病况：
先是“近以痔疾，发歇不定”；
然后是时好时坏的波折，“眠食颇佳，痔疾亦渐去”、“近苦痔疾逾旬，牢落可知”；
再后是自行探索食疗，“如此服食已多日，气力不衰，而痔渐退”；
痔疮不久大作复发，大文豪束手无策，“痔疾不免时作。自至日便杜门不见客，不看书，凡事皆废。但晓夕默坐作少乘定，虽非至道，亦且休息”。
“拉屎读书，痔大才疏”，现代文化人的痔疮诱因多是久坐
另外一种只有求外国专家输入技术了。敦煌出土的晋末至隋初两百年间从印度引入的医典《鲍威尔写本》中，多有用郁金香、荜拨、诃梨勒、庵摩勒、阿魏、豆蔻等西亚南亚特产香药医治痔疮的药方。明初的《回回药方》中收录了三百年前的10世纪波斯名医阿维森纳《医典》中的治痔药方：“取喀布尔诃子、毗梨勒及去核的庵摩勒的汁液各等分，用黄牛油捣碎，再同去沫的蜂蜜调和在一起”。现今中国人引为自豪的“马应龙痔疮膏”，也源自中亚：马家祖上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先祖号为“木八剌沙”。
直到20世纪，军医作为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可靠的外科医疗提供者，才搭上19世纪西洋人的逝去传统与文化意象，将“老军医治痔疮”的小广告贴满大街小巷。
其实“老军医”即使真的妙手回春，也很难缓解中国人群中的痔疮病况。因为“老军医”主治男科，而女性的痔疮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年昆明、年南京、年沧州，医院与体检单位检出的痔疮患者中，女性都比男性多出四到三分之一。
传统中医理念为中国女性的高痔疮发病率助力甚大，分娩中与分娩后的女性，本身因失调的盆腔压、静脉压就已经是痔疮易发者，而“坐月子”要求分娩后的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固定的姿态，并处于难消毒的被窝中，痔疮、肛瘘更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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